言者我也，我在言，我的兼性特征决定了言的兼性特征。

掌握生生思想的精神内核、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更好理解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变与不变，既相反相成，也相辅相成。

沿着正确、积极、健康、合理的良性轨道成功运行，这便是中国哲学强调生生的意义。同时，积极传承和弘扬生生思想，让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和谐、幸福、美好的未来。因时、因势、因事，即依据时机、客观情况、不同事物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适时、适势、适事，把握好变与不变、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就人化而言，日常生活中，生生哲学主张通过风化熏陶、感染，教化引导、影响，通过润物细无声式的浸润、感化、疏导，提高、升华人的道德境界。自然界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一直处在四时变化而能久成的物化过程中。

枢为盛衰转化的临界点，故为关键。因为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要做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新罗与高丽王朝，僧侣们的活动行迹逐渐遍布朝鲜半岛，故在高丽时期，火葬在民间得到了普及，随着火葬文化的盛行，各种荐度斋也开始流行，而这则与在朝鲜王朝时期遭铁锤重击后消失的火葬制度截然不同，荐度斋在非正式层面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容纳，在民间形成了与儒教丧祭礼并存之态。

同时，对火葬文化的排斥与对土葬文化的钟爱，亦是儒教丧礼与基督教传统的共同之处。甲戌王率群臣成服，百姓玄冠素服。本文认为，传统儒教丧祭礼若要持续向好发展，除了要固守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秩序基础外，更要坚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原则，其自身要适时调整为与现代社会节奏相匹配的现代性礼仪。一方面，民众在两班家族礼仪行事的影响下，模仿立后制，建立入养制，并遵循部分儒教丧祭礼。

政府提出这样的公共性礼仪改革方案，虽然对传统礼仪的现代化之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过度凸显现实的便利性，却使得礼仪的敬虔性不断减弱，造成礼仪固有之内涵变得肤浅化。居丧服装不用单独准备，要将男女用西服和韩服区别对待，西服为黑色，韩服为白色。

54参见张涛：《檀君神话中三七日的象征意义探析》，《韩国语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2期，第136-139页。祭礼与丧礼的情况则较为相近，如在春节祭礼时，1971年之前基本是按照农历春节进行祭祀，但从1972年始，政府规定需按阳历春节进行祭祀，而1990年后，随着农历春节成为法定公休日后，农历春节祭祀再次成为主流【40】。同时，随着传统丧祭礼形式朝着简约化与便利化方向的发展，其宗教的敬虔性亦在逐步褪色，随之而来的便是礼仪的世俗化与大众化。55参见刘铭、徐传武：《七七丧俗考源》，《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第104-113页。

 一、前 言当今韩国社会，韩国人的人生礼仪虽已呈现多样之态，但这些礼仪仍源于儒教礼仪。（第3116页）11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49参见：《佛教传入后火葬的接受形态与变化因素》，《实践民俗学研究》第4辑，2002年，第117-145页。8 《北史》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16、3120、3123页。

1969年颁布的《家庭仪礼准则》与1973年的《家庭礼仪法》在现代韩国儒教礼仪演变的初期阶段发挥了主导性功效。六月丙申葬，群臣公除，戊戌王释服。

35 《关于家庭仪礼准则的法律》(1969.1.16，[韩国]法律第2079号）;《关于家庭仪礼准则的法律施行令》(1969.1.16，[韩国]总统令第3749号）;《家庭仪礼准则的普及及实践强化》(1969.5.3，[韩国]国务总理指令第77号）。2关于朝鲜王朝前期和后期社会结构变动的研究，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两位西方学者。

:《新教追悼仪式的形式及传统忌日祭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温知论丛》第13辑，2005年，第307-327页。34参见周月琴：《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及其传统文化意义》，《哲学动态》2005年第11期，第56-61页。由此，朝廷命令珍山郡守申史源逮捕二人，之后以扰乱社会道德与信奉无父无君的罪名，判处二人死刑。葬地原则上应在公共墓地或公共纳骨堂。祭品用平时的家常菜即可。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并非仅是纯粹的独立个体，同时还是接融于祖先血脉中的构成元素。

天主教与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面对韩国儒教传统时，皆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具体而言，清扫房屋内外，随之沐浴斋戒，换上端庄的衣服，通过告白圣事做好心理准备，摆设祭祀桌，然后在墙壁上挂上十字架像，并在底下准备好祖先的照片。

相关文本如下：1.显宗二十二年（1031）五月辛未王薨，德宗即位。《家庭仪礼准则》(1969年）中的丧祭礼内容如下：丧礼：要避免号哭，不能披头散发，不能赤脚，收尸时不捆绑尸体。

52参见李泽华：《韩国丧礼传统的现代演变》，第113-122页。44参见（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韩国人的人生礼仪——庆尚南道》，首尔：（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2010年，第1166页。

（一）日据时期儒教传统丧祭礼之变西方文化在朝鲜王朝开港后不断涌入，但对传统礼仪生活造成最宏观影响的因素却是因引进阳历后所带来的时间节奏之变。这期间，以金长生为首的畿湖学派表现出相对理想主义的折中之势，而以李退溪为主导的岭南学派则更加推崇现实主义的折中之态。其实，这种礼仪变化的苗头正式出现于开港后的日据统治时期。首先，在巫俗世界观充斥世间的古代韩国，随着祖先崇拜意识与儒教孝观念的融凝，逐步奠定了本土化古礼与儒教丧祭礼相互融合的受容基础。

37据韩国统计厅的人口住宅总调查显示，光复后以10年为单位，儒教人口每次都接近一半。不过，无论是以产业为中心的大城市圈域，还是以农业为根基的地方区域，皆发生了礼仪的现代之变。

此外，受《礼记》中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之影响，在三国高句丽时期（前37-668)，其葬俗由之前的东枕南枕制度变为了北枕法，即埋葬死人时由头部朝东或朝南变为了朝向北面，而这一习惯后又传到了百济【9】。但无论如何，儒教丧祭礼已然搭乘上了现代演变的高速列车。

结 语儒教丧祭礼既是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现代韩国人礼仪生活的根本遵循，还是韩国社会的普适化民俗事象。此外，日帝强占时期，天主教又通过教皇厅颁布了《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以此来区分宗教仪式与民间仪式，并在宗教与文化的二分差异思维下，通过祭祀的世俗化与祭祀的非宗教化来容接儒教的祖先祭祀。

因此，在礼仪逐步朝世俗化发展的道路上，伺机为丧祭礼提供便利服务的医院太平间、相助业【33】，以及专业祭祀企业的登场亦在情理之中了。历史上，直到高丽时期，韩国的丧祭礼也皆是由巫俗与佛教礼仪占据主导。虽然新登场的联合葬与社会葬仍以儒教传统为基础，却或多或少地掺增了一些西方基督教的礼仪元素。（三）儒教丧祭礼的现代转变那么，在这种革变的潮流趋态下，儒教丧祭礼又是如何进行变化的呢？其实，根据区域的差异性表征，不同区域实际出现了速度上的变化差异，如以首尔为中心的大城市圈域，和以传统社会结构基础保存较好的地方区域相比，大城市圈域在变化速度与幅度上明显胜于地方【36】，这从统计上亦可得以确认，与儒教文化的影响力成正比【37】。

两大学派在对待古礼与俗礼、礼法原则与人情现实的关系上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应怀持折中态度，但在如何协调礼法原则与人情现实的问题意识层面却产生了分歧，畿湖学派倾向于坚守相对化的原则主义，而岭南学派则更加提倡相对化的人情主义【24】，如前者对不能进行反哭的庐墓制持批判态度，而后者则恰恰相反。这一区域将之前的五日葬或七日葬改为了现在的三日葬，到医院临终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加，四代奉祀也变为了四代奉祀或二代奉祀，参祭者的人数与范围也进行了相关限制。

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世昌书馆发行的《四礼便览》附录中，就已经有了对基督教丧礼之阐述，因为当时基督教丧礼试图在韩国社会扩大影响力，从而取代儒教丧礼之地位，但儒教礼仪却终究在朝鲜总督府的主导下开始了全面革新。即便基督教与儒教之间是一种对立不相容的境况，但二者对祖先的尊崇与孝敬则持相同之理念，此外，二者皆摈斥火葬，敬崇土葬，那么从这一视角看，二者间的对立又呈现一种非绝对化的状态。

66推崇儒教文化的安东圈教会时常出现此种现象。最后便是在1910年日本殖民统治后，丧祭礼层面开始了人为性变革。